之乎者也

副榜头领之一 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余英时

作者：胡文辉  来源：南方都市报

余英时(1930－)，安徽潜山人。

余氏曾称胡适是“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”，而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，每一时期各有其“中心人物”：清末为梁启超，民国为胡适，五十年代以后大陆为郭沫若。而余氏本人，则可谓近二十年的“中心人物”。大抵梁身处舆论政治的现场，胡、郭则转向思想文化的舞台，余氏更退居专业学术的幕后，故自梁、胡、郭而余，知识分子的“中心人物”在学问上渐趋于专门，对政治社会的作用则渐趋于萎缩，此亦余氏所谓“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”也。

尽管如此，余氏在学院著述之外，于思想文化及舆论政治，皆理念明澈，时有灼见谠言，犹不失梁、胡余风，近乎雷蒙·阿隆所谓“介入的旁观者”的角色。综合而言，其于海内外知识界的影响，可称当代第一人，故拟为神机军师，居地煞之首。

五十年代前期，余氏在香港新亚书院师从钱穆，遂奠定他在中国历史及思想史方面的基础及方向。而在此之前，余氏流徙于内地，在思想上已有新文化及自由主义的底色，故能祛除钱氏文化观的保守偏执；在此之后，他又赴哈佛大学接受严格的西式学术训练，并得到杨联陞的指导，复能修正钱氏思想史方法的粗疏泛滥。

他早年的英文论著，有《东汉生死观》、《汉代贸易与扩张：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》，论题属于中古以前的观念与社会，偏重分析及概括，遵循西方著述规范，亦较近于杨联陞的制度史思路；七十年代以来，转以中文写作为主，专著有《方以智晚节考》、《论戴震与章学诚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》、《红楼梦的两个世界》、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》、《朱熹的历史世界：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》，论文集有《历史与思想》、《史学与传统》、《士与中国文化》、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》等，论题则多属中古以后的思想与人物，重视对原始文本的辨析及阐释，融入本土的学术传统，实即回归钱穆的思想史格局。

余氏论学，不专骛于一门，不以单纯的史料积累取胜，甚至在方法创新、领域开拓、考证深入方面亦未远过群侪；其胜处在于视野开张，眼光透彻，善分析，具通识，论述周到而绵密。于西方理论思潮亦自具手眼，有裁断，有去取，援之以解释中土文献多能切合语境，如盐入水，而不显生硬。尝谓“实证与诠释殆如两束芦苇之相倚不倒……治思想史仍守知人论世之旧义而不欲堕于一偏。论世必尚外在之客观，故实证之法为不可废；知人必重内在之主观，故诠释之法亦不可少”，可见他趋新法而不弃旧义，重诠释而不离实证，能折衷中西学术传统于一炉。

余氏治学术思想史，本以古代为主业，而出其余力，对上一代的学界胜流亦多有论列：于其师钱穆，有《犹记风吹水上鳞：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》，为钱氏的学术身份定位，与新儒家划清界限；于陈寅恪，有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》， “以陈先生之法还读陈先生之诗文”，指出陈氏在国共易代之际欲走还留，始发陈氏“晚年心境”一大公案；于胡适有《重寻胡适历程：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》，确定胡氏在现代学术谱系中的枢纽地位；于顾颉刚有《未尽的才情：从〈顾颉刚日记〉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》，钩稽顾氏前所未知的心灵史。凡此皆由个人而时世，由学术而内心，已臻余氏自我期冀的“知人论世”之境，为学术史研究的典范。

按：民国学术史为近年显学，余氏无心以此为专业，而自成此学宗师。盖余氏论民国学术史，亦如梁启超、胡适、钱穆论清代学术史，皆有广博的旧学素养以作凭借，故能出古入今，游刃有余。台湾王汎森得其嫡传，自外部的思想史立场着眼，而又能贴近内部的学术脉络，为中年一代的佼佼者。大陆诸家，如桑兵(中国近代史)、罗志田(现代中美关系史)、陈平原(现代中国文学史) 则相对缺乏古典学问的背景，山外看山，海边测海，即所谓“对塔说相轮”，虽提倡总结有功，而论说终隔一层。

在天地玄黄的1949年秋，余氏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，并未打算离开大陆。稍后余氏父母从台北移居香港，余氏赴港探亲，也仍拟北返燕大继续学业；但北行列车在东莞石龙滞留四五小时，余氏当时心念忽转，“‘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’终于战胜了‘爱国主义’”，才决定等列车到达广州即折回香港，是为余氏“个人生命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”。若非他一念之间，岂有今日的余英时？然则当日无缘南下而湮没无闻的芸芸学子亦多矣，其中本应有多少余英时耶？

诗曰：幸及罗湖通海时，剑桥新亚转多师。还将寒柳笺诗法，反治晚年寒柳诗。